俄罗斯外交哲学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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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外交哲学的概念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研究俄罗斯外交哲学,有助于认识俄罗斯外交政策和行动的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俄罗斯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特色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传统,构成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从基辅罗斯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诸不同的概念表达。“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源泉相对应的外交哲学核心概念,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有鲜明体现。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的雄才伟略时,“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外交理念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俄罗斯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正如俄国诗人费德罗·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Fedor Ivanovich Tyutchev)慨叹的那样:“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无论是俄罗斯文化还是行为,往往有横空出世的色彩,让人很难弄清其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1)我们也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历史悠久且存续至今,但思想史却破碎和断裂到几乎失去本来面目。俄罗斯文化不断受到各种外来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来自拜占庭、西欧和蒙古,而本身的斯拉夫文化则被贬低为“粗鄙和不成型的”。由于俄罗斯文化的碎片化,有人甚至怀疑压根就不存在俄罗斯哲学。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哲学仅仅在阐释西方哲学。然而,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俄国哲学界不时有“明星”突然闪烁,断续构建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本土哲学,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谢苗·弗兰克(Semyon L.Frank)所说:“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的最高价值与基础的意向,因此使俄国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在内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2)这个“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自然也包括外交。俄罗斯外交从哲学中汲取理念、方法和价值观的营养。

尽管目前对于“什么是外交哲学”尚无定论,(3)但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多次强调哲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国际关系哲学”。在《大外交》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出应从外交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国际关系。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西方学者和理论家都在哲学层面对外交的本质进行过思考。也有一批新生代学者如理查德·韦兹(Richard Weitz)、(4)帕博罗·伊安娜(A.Pablo Iannone)(5)和埃米尔·弗拉伊基(Emil Vlajki),(6)围绕外交哲学写过一系列文章。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外交哲学的关注日渐增多。在已有研究中,构建中国外交哲学有两个基本思路:一是从新儒家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千年外交寻根;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重点阐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过程。“俄罗斯外交哲学”这一概念则是在其他意义上被使用:一是俄罗斯的外交哲学研究,主要描述俄罗斯在外交哲学上取得的研究进展;二是关于俄罗斯外交的哲学研究,重点在于对俄罗斯外交的哲学层面的提炼和总结。尽管没有运用外交哲学的概念,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Alexei D.Bogaturov)、巴维尔·齐甘科夫(Pavel A.Tsygankov)、尼吉拉·科索拉波夫(Nikolay A.Kosolapov)和玛丽亚·列别杰娃(Maria M.Lebedeva)等人的著作充满哲思,推动了俄罗斯外交学研究与世界接轨。2005年,爱德华·巴塔洛夫(Eduard Y.Batalov)的著作《国际关系哲学》在莫斯科出版。(7)该书阐述了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并解析了国际关系的本体论以及认知、道德、美学和人类学维度,对俄罗斯的外交哲学研究起了开创性作用。2019年,塔基亚娜·阿列克谢耶娃(Tatiana A.Alekseeva)所著《作为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世,讨论在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背景下国际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8)总之,从哲学角度阐释俄罗斯外交的著述并不多,但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学界的一项传统。如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波(Vladimir P.Potemkin)将金等主编的五卷本《外交史》、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N.Sakharov)主编的五卷本《俄罗斯对外政策史》以及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A.Gromyko)等主编的《苏联对外政策史》都是史论结合的产物。国际关系学者的哲学表述往往并不那么哲学化,而倾向于从思想史或民族性格的角度解读外交行为和政策,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无关。将哲学元问题带入国际关系学,并结合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和实践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俄罗斯是外交大国。之所以说它是外交大国,并不只因为疆域广阔,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并能综合多种文化传统纵横捭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定会体现本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而政治哲学又是政治文化和传统之根。追根溯源,俄国哲学最鲜明的特性是宗教性。“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俄罗斯的哲学都带有宗教性”。(9)“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根本特点以及各种复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端赖于此。”(10)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将宗教哲学作为俄国哲学的基本特征。(11)在此,本文认同宗教性是俄国哲学最突出的特色。科学性是俄国哲学的一个方面,科学哲学在苏联一度盛行并取得了较高成就。而民族性在俄国哲学中也不可忽视,没有民族性就不能称为俄罗斯哲学。同时,俄罗斯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实现本土化后,走出了思辨性和激进性相结合的演化路径。综合来看,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传统,它们构成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

当我们在“mysticism”的意义上使用“神秘主义”一词,它就具有了一种“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某种最高原则相结合或消融其中”的认识论色彩。以东正教价值为基础试图解决西方世界的普遍问题,是俄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正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A.Bulgakov)所言,神秘主义是东正教的空气,(12)因此俄罗斯的外交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虽然所有的宗教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导向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在索洛维约夫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Solovyov)是19世纪后期俄国宗教哲学的鼻祖及俄国哲学系统化和民族化的杰出代表,“完整认识”是他提出的重要概念。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完整认识”就是要抛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虚假原则和荒谬结论,以神秘主义为基础并吸收这些流派的客观内容。“完整认识”与“有目的的创造”结合,就能构成“完整社会”和“完整生活”。然而,“社会关系的任何改变,社会形态的任何重建,都不能满足决定人类生活本身的那些永恒的要求和问题……这些有关生命的内在涵义、关于人类活动的崇高目的的永恒问题,仍将强有力和无休止地提到我们面前”。(13)如何解决这些永恒的问题?索洛维约夫指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和斯拉夫文明是决定人类文明的三种主要历史力量,但前两种文明已经分别陷入了“死的统一的泥潭”和“普遍的自我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只有依靠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以俄罗斯民族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世界才可能复活和更新。“神圣性理想要使神圣罗斯做‘神圣的事情’,也就是联合教会,在精神(宗教)上使东西方和解,并使其统一在全世界基督教的人神统一体之中。”(14)索洛维约夫把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斯拉夫文明提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现实的东正教会和俄罗斯国家。恰恰相反,他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十分激烈。索洛维约夫认为,必须改革教会和国家,以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为典范,建立“普世”教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虽然拜占庭帝国曾给俄国带来正面影响,使俄国人树立了“优越于异教徒”的自信,但后来蒙古汗国的残暴统治严重挫伤了俄罗斯人的信心,使之意识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的任务不是效仿西方或东方,而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斯拉夫文明的复兴是世界文明复兴的根基。

神秘主义赋予东正教神圣地位,也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支撑。从神圣性到神圣同盟,神秘主义在俄国外交政策中留下了鲜明印记。神圣同盟的倡议者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代表,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和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的一艘船上会晤。双方代表签订了《法俄和约》,规定原属普鲁士的易北河以西大部分地区划入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版图,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Jerome Bonaparte)任国王;在普鲁士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攫得的地区成立华沙公国,由萨克森国王兼任君主;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俄国承认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为那不勒斯国王,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为荷兰国王,允诺将卡塔罗海湾转让给法国,承认法国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主权。同时签订的《法俄同盟条约》规定:在英国拒绝俄国提出的媾和条件时,俄国将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在土耳其拒绝调停或在3个月内俄土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法国和俄国将对土耳其采取一致行动。包括《法俄和约》在内的《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来说是彻底失败,但对法国和俄国而言却是对波兰的再瓜分。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中接连败给法国,却能与法国签订瓜分欧洲的《提尔西特和约》时感叹道:“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15)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亚历山大一世又号召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Ⅱ)和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共同缔结了一个保守主义政治同盟,并发表宣言称三国属于上帝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将根据西方传统基督教信条处理相互关系。缔结神圣同盟的各国无论何时何地均须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革命。同年,俄、英、普、奥签订“四国同盟”。三年后,法国也加入进来。最终,除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苏丹及教皇外,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加盟。到19世纪20—30年代,革命风暴席卷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俄罗斯、法国和比利时,神圣同盟走向瓦解。尽管如此,神圣同盟对俄罗斯外交仍然意义重大。它是第一个由俄罗斯倡议发起并始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安排,虽然延续时间不长,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在欧洲的边缘状态。

神秘主义在俄国政治中的崇高地位还表现在神权与政权相互配合。虽然俄国是世俗国家,但东正教会拥有广泛信徒,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这是教会得以参与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社会基础。直至今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不仅与欧盟和联合国等世俗性国际组织保持联系,还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宗教性国际组织积极互动,而且在巴勒斯坦利用教产为俄政治目的服务,与格鲁吉亚的“姐妹教会”在奥塞梯问题上开展合作。有学者认为,借助东正教会的跨国家主体身份,俄罗斯大搞宗教外交,在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增强斯拉夫认同,以共同信仰为纽带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北马其顿和黑山等国加强合作,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等国培养亲俄力量。(16)俄罗斯教会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和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应得到关注。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情感。16世纪初,普斯科夫的费洛菲(Philotheus of Pskov)就创立了“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即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第三个罗马即俄罗斯帝国依然挺立,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与“天定末日论”并存,费洛菲的理论中含有纯粹的政治纲领。他认为,所有基督教国家应整合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而莫斯科应被赋予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即东正教信仰的保存者地位,因而它是唯一的全球意义的王国。“第三罗马”学说影响深远。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开启了西化之路,那么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则极大地鼓舞了俄国人的自信,将思想界的目光拉回自身。“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本质”的讨论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仍然拥有很大影响力,但俄国知识界已不再盲目模仿西方,而是坚信俄罗斯终将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根基和道德自由的保障。曾被斥为“疯子”的彼得·恰达耶夫(Pyotr Y.Chaadayev)于1836年发表的信中对俄国社会给予了无情而又严厉的谴责。他悲观地说:“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17)这是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命运的理解。俄罗斯的命运是悲观的,因为它在不停地试错,但同时俄罗斯的命运又是雄壮的,因为总有一天它要承担起为人类之谜提供谜底的使命。恰达耶夫坚信存在着一部“全世界历史”,其主体就是全体人类,“但‘全世界历史’的实质并非把各个民族混合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混合体,而在于各民族各自的命运,在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道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道德个体’”。(18)他的思路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是一致的,都认为世界精神借助民族精神实现自己,人类的终极目的存在于世界历史之中。理性代替了君主,成为最高统治者。可见,俄国知识分子对来源于神秘主义的“君权神授”产生了怀疑,但对人类理性的“天命论”和道德救赎仍抱有热忱。

民族主义是斯拉夫派的灵魂。它的创始人之一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y S.Khomyakov)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历史进程究其实质而言是理性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而历史学的目的是透过混沌的事件深入思考人类的命运。霍米亚科夫既反对西方,又批判与之对立的俄国。他认为,当时的俄国社会不仅存在着奴隶制暴力和官僚主义,而且普遍没有人权,缺乏个人人格和尊严。如果俄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担负的全世界的使命并找到一条特殊的道路,就无法“把人类从历史在西方影响之下而开始的片面而又虚假的发展过程中解放出来”。(19)早期斯拉夫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对认识论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定立场。与反西方和批判当时的俄国一样,他们也明确反对走东方道路,认为俄国如果走东方专制主义的老路,就可能走向毁灭。康斯坦丁·阿克萨耶夫(Koustantin S.Aksakov)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面呈《关于俄国内部状况的报告》,直言俄国社会缺乏自由是政府虽有权力但却没有公信力的根本原因。建构一种克服了唯心主义、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思想体系,用以指导俄国的社会实践,使之更加完美,真正代表和践行正统基督教精神,这是斯拉夫派的毕生追求。他们无一例外,都关注历史哲学,不承认天主教和新教具有普遍性,认为东正教应该在哲学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回归宗教成为斯拉夫派的精神诉求,后期斯拉夫派也是如此。“新斯拉夫主义”的倡导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Ⅰ.Solzhenitsyn)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才是具有统一的种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东斯拉夫民族的“自己人”,帮助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只会消解俄罗斯的力量,不如适时甩掉包袱。这一观点其来有自。俄罗斯人素来认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红罗斯(加利西亚)共同组成大俄国,相应地,大俄罗斯族人、小俄罗斯族人、白俄罗斯族人和罗辛族人(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居民)构成俄罗斯人。然而,苏联解体沉重打击了大俄罗斯主义者。“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伊斯兰挑战忧心忡忡。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20)正是基于此,俄罗斯主张恢复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而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V.Zhirinovsky)更主张南下,将俄罗斯的利益扩大至印度洋。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变形为狭隘民族主义或扩张性民族主义,则无法凝聚多民族国家和后苏联空间的精神力量,也会对其他国家的现实利益造成不良影响。如何驾驭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将其导向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而非自私排外和穷兵黩武,始终是俄罗斯政权的一个挑战。如若不能顺利转化,则俄罗斯将始终以“一头饥饿的熊”的面目出现,刺激着周边国家的神经,从而使其外部环境愈发恶化。

早在18世纪,继法国康布雷大主教费纳隆(Francois Fenelon)带有幻想性质的长篇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被翻译成俄语,英国国务活动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也被引介到俄国。这一方面使俄国人得以摆脱以前他们所醉心的那种西方生活方式和理念,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用幻想去填充日渐衰微的宗教思维。18世纪俄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将理性与美德结合起来,关心人性在生活关系中的位置,呈现一种“泛道德主义”倾向。泛道德主义的核心是博爱,希望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其路径可分为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

俄国思想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派别——西化派,其精神实质就是激进主义。他们是俄罗斯道路的探索者,只不过认为俄罗斯的一切都应抛弃,全盘西化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佳路径。早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初期,西化派就已出现,随着彼得大帝改革其人数急剧增加,直至19世纪都在俄国精英层中享有独特的尊崇地位。可以说,在黄金时代乃至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普遍向往西方,正所谓“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欧洲和我们的罗斯”。欧洲于俄罗斯人不是异乡,而是精神家园。然而,对俄罗斯人最尴尬的事就是不能融入欧洲主流,这逼迫一些人不得不探索另外的发展路径。虚无主义的词源是拉丁语“nihil”,意为“什么也没有”。由于“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直接可以说是德国思想的附庸”,(21)而彼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青年黑格尔派正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所以俄罗斯的欧化派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虚无主义。他们将虚无主义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开展了否定旧传统和旧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俄国大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A.Berdyaev)指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背后隐藏着宗教和道德动机,旨在要求历史的终结,并期待新生活在终结后开始。(22)在某种意义上,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精神相通,因为它们都“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否定传统,荒唐地要到荒无人烟之地去建设一种纯洁的乌托邦”。(23)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虚无主义也是一种激进主义,它是“俄罗斯启蒙运动的激进形式。这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24)西化派对现实对外政策产生过很大影响,其表现为认同大西洋主义,甚至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全面靠拢。经历了20世纪末期的严重衰退和乌克兰危机后的制裁封锁,俄罗斯的“西化梦”逐渐破灭,但“神话的毁灭不会导致它的对手——纯理性的凯旋:一种神话只会让位于另一种神线)它可能是对消费和市场的崇拜,也可能是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崇,还可能是对同盟者和新伙伴关系的期待。一旦神话再度破灭,基于俄罗斯人性格中固有的极端主义和二律背反,俄罗斯可能再度出现类似革命的重大转折。

乌托邦精神是俄罗斯文化中非常独特的部分,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A.Bakunin)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恰恰是革命乌托邦主义。他的好友维萨里昂·别林斯基醉心于乌托邦(Vissarion A.Belinsky)社会主义,而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E.Herzen)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赫尔岑,当他意识到在当时欧洲商业价值居于一切价值之上、精神极度贫乏时,他对西方的信仰破灭了,转而将自己的全部社会理想寄托在俄国村社上。在这些具有民主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下,俄国激进主义在尼古拉一世(Nikola Ⅰ)后期走上了历史舞台。神父之子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Chernyshevsky)博学多识,不仅精通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内的多种欧洲语言,还通晓科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生物学。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的研读,他确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很快成为俄国社会激进派和社会主义阶层的领袖。而他精神上的同伴彼得·拉甫罗夫rov)在国外成为革命出版机构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成员。他们都崇尚自由,其学说和行动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又具有乌托邦特征。这种泛道德主义一直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酝酿发酵,终于在19世纪孕育出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作为俄国人格主义哲学最强烈、最鲜明的表达者,托尔斯泰追求永恒和绝对的善,同时主张“不抗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Dostoevsky)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他看来“爱和真正的教育,是一项伟业。这就是我的乌托邦”。(26)泛道德主义者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主义方案的迷恋都与乌托邦精神相关,也和宗教探索联系在一起。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原因,泛道德主义也是后来发生的包括废奴运动、十二月党人起义乃至十月革命在内的一系列事件的思想基础。

“俄罗斯文化在纵向发展的过程中缺少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中间阶段、中间环节,总是毫无过渡地从一端跳到另一端,如从‘罗斯受洗’前的多神教文化到东正教文化,从十月革命前的宗教文化到苏维埃时期的文化,无不集中体现出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极其鲜明的中断性、跳跃性。”(27)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哲学,也是一种无神论。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存在和流行的合理性可以用激进主义和泛道德论的历史渊源来解释,另一方面它与树大根深的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冲突,令人不得不担忧其未来前景。俄罗斯最著名的本土思想家多是宗教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1917年后的俄国有着明显的断裂。然而,作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苏联结出硕果,在今日俄罗斯也占有一席之地。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i V.Plekhanov)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持非道德论的观点,否认宗教需求的先天性,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崇高的道德水准和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A.Bogdanov)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修正主义立场。普列汉诺夫曾责备波格丹诺夫变成了“马赫主义的信徒”,然而波格丹诺夫认为自己只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曾就哲学问题有过多次谈话,他的哲学研究在成为革命领袖后仍未间断。列宁接受了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物自体”概念,并将其目的化为“为我们之物”。“实践”是从“物自体”到“为我们之物”的关键环节,是评价真理的标准,这一思想为革命打下了基础。“历史之路已经走完,往后就是悬崖和深渊,或是堕落,或是飞跃,是超历史之路,是宗教。”(28)“飞跃”是列宁提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转变。他认为,一切阻碍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因素都具有“非真理性”,而“飞跃”的全部动力与“改造存在”有关。别尔嘉耶夫早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力图将超验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纲领结合起来,晚年又从唯心主义走向宗教意识形态,已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耐人寻味的是,俄国思想家往往会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亲近滑向它的对立面。

与其他思想家不同,列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很多文章,批驳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出现在斯大林时期。尽管后人批评马克·鲍里索维奇·米丁(Mark B.Mitin)的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和政治化,而斯大林本人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将苏联哲学体系庸俗化和教条化,但官方哲学的地位还是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系统的整理、阐释和普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1917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1922年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最终发展成拥有15个加盟共和国的联邦制国家。在苏联的扶持下,1944-1949年中东欧地区建立了8个人民民主国家,它们和苏联共同组成“平行市场”,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对于研究马列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说,指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是核心问题。”(29)按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Molotov)的说法,“我们在德国部分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普遍整顿秩序,消除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冷战”。(30)资本主义阵营则认为,出于传统的安全观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国虽然总的说来是敌视西方的,但是至今它仍是相对弱的国家,它的政策很灵活,苏联社会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31)外交哲学上的斗争成为冷战中大国软实力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哲学在认识论、自然科学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和伦理哲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推进了哲学大众化,但也存在僵化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苏联哲学界开始了由“教条”向“人道”的转向。(32)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N.Yakovlev)为首的“否定派”和以理查德·科索拉波夫(Richard Ⅰ.Kosolapov)为首的“捍卫派”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斗争,而捷·伊·奥伊泽尔曼(Teodor I.Oizerman)既反对全盘推翻也反对照抄照搬,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此时西方哲学和俄罗斯宗教哲学强势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视为“霸权哲学”和“奴隶哲学”而遭遇边缘化。这种情况持续了近20年,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改变。列宁和斯大林哲学被重新评价,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得到重新关注,其被认为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得到重视,“全球化”甚至被《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标准》列为哲学部分的研究热点。发生这一改变的原因深刻而复杂,既与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化有关,也与哲学界理性反思苏联历史成就有关,折射出俄罗斯社会经济条件和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回答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对人类未来的关切和对俄罗斯角色的探讨之上。在肯定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社会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多数人将现阶段的全球化视为美国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对其给全球政治、文化带来的单一性、形式化和道德堕落风险高度警惕。

对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来源的上述总结并没有穷尽一切。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证主义、直觉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等都是俄罗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会对俄罗斯外交思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只是,相较于其他社会思潮,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或具有更深厚的历史传统,或产生了更显著的社会效应,由此构成俄罗斯外交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哲学就是创造概念。(33)与中国外交哲学形成了“和”的概念不同,尽管从基辅罗斯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诸不同的概念表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只有断裂性、没有连续性。在俄国历史上许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在确定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紧急关头,俄罗斯外交不止一次地从过去寻找经验,比如多次被俄罗斯外交部前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S.Ivanov)和现任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V.Lavrov)提起的“戈尔恰科夫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亚·米·戈尔恰科夫在俄罗斯政治上最困难的孤立时期(1856-1882年)担任外交大臣,领导制定了新的外交计划。他的外交计划主要有两点:一是优先处理国内问题,不再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二是扩大盟友,将经略重点从西方调整到中东和近东。这和克里米亚公投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如出一辙。俄罗斯虽然是外交大国,但并非所有政策都是成功的,有些政策没能改善国际环境,反而加剧了外部敌视。正如伊万诺夫所说,“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概念不仅包括对积极历史经验的理解,还包括对消极历史经验的理解”。(34)认识历史错误和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是消极历史经验存在的价值。然而,积极经验和消极经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当它们运用于外交实践时,其后果也许与经验本身并无多大关联,而与实际的运作水平有关。本部分从俄罗斯外交思想中提炼出四点概念,认为它们构成了外交哲学的核心。

当我们致力于从神秘主义中提取一个与外交有关的核心概念时,“普世回应性”无疑是最合适的。这一概念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对他人的灾难感同身受,能给予援助,能接纳他人,与重塑自我。它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其来源有两个:一是宗教救赎,二是大国雄心。因此,“普世回应性”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概念。这种思想在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尽管他们论证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要表达的“在场”信息是一致的。东正教神学中存在着独特的“索菲亚学说”。索菲亚(Agia Sophia)类似大地之母、智慧女神的形象,也被许多哲学家抽象成宇宙的神秘基础和原初动力。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索菲亚是“普世实体”,她不仅是上帝的实体,而且是上帝造世的原因和目标,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法则。也就是说,索菲亚是促使上帝创世的第一动力。这种“圣母崇拜”将形而上学引向人类学,爱的力量凸显出来,引导整个世界走向“万物统一”的终极目标。围绕索洛维约夫这一思想,发展出“万物统一哲学”学派。

然而,在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充满分歧,彼此之间缺乏关爱,这是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对于如何处理疏离感与“普世性”的关系,另一位哲学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Nikolai F.Fyodorov)给出了不同答案。他认为,当代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内心走向完全的分裂,而灾难尽头就是世界末日。“当代一切都在为战争服务,没有任何发明不是军人以用于战争为目的在充分利用的,显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恶。”(35)费奥多罗夫将矛头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并揭示出矛盾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为将人类从万劫不复的境况中拯救出来,他提出“内在复活论”,即理性、道德和艺术生命的圆满。这种圆满不是拜神所赐,而是通过“行动”建构起来。哲学家们从爱和暴力两方面探索了世界和谐统一之路,目的是回答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然而,无论是以救赎为名还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历代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战略,实质上都是以救世主义为根源的泛斯拉夫主义历史传统的延续”。(36)“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论思想,无论是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的‘大国’心理,其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37)

“普世回应性”在现实中久久回响,尤其影响到俄罗斯对全球性问题的基本态度。2000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21世纪的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解决关键问题的集体机制、国际法优先和国际关系广泛民主化的基础之上。“对于现代世界,单极模型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通常是不可能的。”(38)为了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寻求主要国际力量间的平衡,俄罗斯特别强调联合国、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权威地位和作用。2008年7月12日重新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高度评价了联合国的作用,指出在全球化加深与和平发展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作为保障国际法准则的全面机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尤为重要。俄罗斯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特别重视参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有关经济救援、发展援助、信息技术、国际发展合作的系列议题和活动,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争取了更多外部资源。然而,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尽管俄罗斯激进改革派对全球化钟爱有加,但中间派和左翼则对全球化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区域一体化对俄罗斯更有利的前提判断下,整合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外交的第一要务。俄罗斯不仅强化了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而且积极向欧洲拓展。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旨在建立有序共同体系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并于1997年生效。以“欧洲统一无界线年首次成功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职位。2007年12月,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到期,开始了新双边关系的协议谈判。2008年年初,俄罗斯与欧盟恢复伙伴关系,但由于8月南奥塞梯冲突爆发,欧盟临时会议通过了中止谈判的决议。此后俄欧关系虽时有缓和,但挑战不断,直到2010年在罗斯托夫举行了第25次高层会晤后,俄罗斯与欧盟才签署了“现代化伙伴关系”纲要,俄欧关系加速发展。然而,始于2014年年底的乌克兰危机打破了和谐局面,欧洲和美国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东方。俄罗斯高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加强了同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联系。从苏联时期的“全球存在”到解体初期的“全球渗透”再到如今的“全球收缩”,俄罗斯不是不想“普世回应”,而是无力顾及全球。俄罗斯从世界大国向地区大国收缩,实乃无奈之举,一旦实力壮大后必然会重新扩张,回归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强国。

外交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然而,索洛维约夫对此提出质疑:“全部问题正在于所说的是何种利益。”(39)他认为,国家富强尽管是很重要的利益,但不应当是政治的最高和终极目的。如果把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就会允许出现国际暴行(如英国人压迫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以及掠夺埃及人),而利益不是为暴行辩护的理由。有时,粗暴的自私自利还披上一层温柔的面纱,即征服是为了让“低等种族”加入高级文明,从而使暴行背负了“高尚的”文化使命。然而,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宣称自己在文化上拥有特权。如同个人道德超出个人利益一样,民族道德也应超出民族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和全人类负有道德义务。“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自命不凡提升为民族的最高原则,就像使其成为个人的最高原则一样,这就意味着把使人类彼此仇恨的纷争和斗争合法化和永恒化。”(40)索洛维约夫认为,尽管追求利益是普遍现象,但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对其予以限制,逐步走向真理和爱。他指出,全部政治的最高原则是道德义务,只有消灭民族主义才能拯救各民族的灵魂,因为利益本身是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东西。当然,道德义务不否定合法利益,也不否定各民族的真正使命,相反它以二者的存在为前提。“政治中的道德义务原则包括了其他两个原则(利益原则和自负原则),是最完满的原则,也是最确定和内在正确的原则。但对我们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基督教原则。”(41)索洛维约夫为政治和外交定下了一个准则,即履行道德义务,这与西方外交哲学中的利益原则大不相同。

道德义务的提出旨在克服狭隘的眼前利益,同时将更深远的民族利益即“道义至上”引入分析视角。通过这个概念,俄罗斯化身为政治道德的代言人,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道德义务在外交政策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各国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通力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二是反对大国霸凌,反对以暴力手段瓦解或颠覆一国政府。2016年9月23日,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国际社会从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国际秩序向以多元中心和民主体系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关系的过渡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有必要改变国家间交流沟通的理念,消除任何旨在干涉他国内政或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企图。他批评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认为他们个人至上、排除异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损害了促进公正和公平合作的努力,这将破坏世界稳定的基础。俄罗斯反对双重标准,认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的想法不可接受,指出对别人“指手画脚”、为自己保留绕过安理会实施单边冒险行动的权利、总是拿着“自由和平等原则”批评其他国家的做法并不妥当。(42)俄罗斯主张,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有机会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式和道路。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呼吁所有外部力量遵守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叙利亚危机;推动成立“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使叙利亚人民通过包容所有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对话自主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为此,俄罗斯积极行动,促成叙利亚交战各方从2016年12月30日0时0分起在全国范围停火,还和土耳其一起承担起叙利亚停火制度保证国的义务,努力解决各方关于遵守停火制度情况的分歧。在人权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保护人权,反对借人权施加政治压力。“我们不支持将人权理事会转变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将国家分为‘坏的’和‘好的’、‘学生’和‘导师’或者淡化联合国主要人权机构的政府间特质。”(43)俄罗斯不仅反对针对俄罗斯的人权问题政治化,也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化,认为利用人权被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有违人权理事会的原则。谴责西方霸权、申明己方正义、主张各国平等和争取多数支持,这些都是典型的道德主义思维,当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俄罗斯的国际利益,增强国际话语权。

哲学是一种批判性反思活动。“‘黄昏时才起飞’的俄罗斯哲学一开始就要遭遇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西方哲学,但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的思想者们以惊人的速度吸收和消化着这些丰厚的思想资源,他们几乎没有经历那种面对巨人时的顶礼膜拜便转入了批判。”(44)批判启发人躬身自省,也赋予人推倒重来的冲动。俄罗斯不仅在文学和艺术中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在外交中也贯穿着批判性反思精神。“反思”概念来源于黑格尔,指的是概念自身设定一个“非我”,在“我”与“非我”的对立中真正认识“自我”。西化派是鲜明的例子。通过与西方(主要是西欧)的对比观照,俄罗斯执政者和精英阶层认识到斯拉夫文化的粗鄙脆弱,下决心对俄罗斯进行从风俗到制度的全盘改革。斯拉夫派主张捍卫民族传统,但他们也不满意俄国现状,而且斯拉夫派恰恰是在对西化派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逐渐成形,因此提出了和西化派主张不同的改造之路。欧亚派和新欧亚派也是如此。他们时时以前两派为参照,在对非此即彼的批判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政治主张。

批判是乌托邦精神的灵魂。尽管空想是乌托邦精神的一个本质特征,但这是从解决方案层面来说的。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决定其是否空想,然而提出方案之前的认识却是基于批判性反思。有人可能质疑,既然批判性反思导向的可能是空想,那么批判性反思还有意义吗?其实,批判性反思是在头脑中形成的,如果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追问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反思转化为对现实的具体指导,中间需要一个环节,这就是实践。当批判性反思仅存在于头脑之中,逻辑自洽就是其科学性的唯一标准,但这不意味着它是真正的、可以改造现实的科学,因为反思必须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成为真理。如前所述,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基于批判精神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是它们没能与俄国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因而无法落地生根,只能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俄罗斯外交既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又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就是因为俄罗斯外交既是务实的又是被理想主义观照的。对于国际政治权力的分配,俄罗斯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全球治理赤字。特别是面临着大量战略问题,如核裁军、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文化认同。俄罗斯支持国际社会组织集体行动,以找到所有人面临的共同挑战的应对方案。防止全球竞争转变为权力对抗的最可靠办法是不懈地努力,确保世界主要国家的集体领导,而且这种集体领导应该具有地域和文明的代表性。为了确保这一工作的成功,有必要认识到游戏的一般规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依赖法治。俄罗斯外交的活动旨在对全球进程产生积极影响,以创造一个稳定的、理想的自我调节的多中心国际关系体系,俄罗斯在其中将正确地发挥一个重要中心的作用。今天最认真的专家和政治家都认为,现代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恰恰在于多极化的不断加强。”(45)对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俄罗斯一直扮演着“批判者”的角色,但它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因此主张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稳定的、能够自我调节的国际关系体系,以确保世界主要国家的集体领导。依托国际民主来建立国际秩序固然是全球治理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在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这是否具有乌托邦色彩就见仁见智了。

矛盾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有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46)二元结构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同样的基础上,俄罗斯民族既是国家专制政体的民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既是向往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负的,又具有普世的精神,并尤其善于体现出全人类性;既残酷又具有非凡的仁爱,既热衷于施加痛苦,又具有近乎病态的同情心”。(47)这种矛盾心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既热爱民众,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又鄙视民众,因其愚昧无知而失望。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他们既羡慕欧洲的文明,又留恋修道院中的长明灯;既想摆脱蒙古文化的桎梏,又不得不屈服于专制政体。在巨大的矛盾和撕裂中,有人走向极端,有人变得沉沦,有人由此虚无。如果我们对俄罗斯人何以矛盾至此感到不解,或者怀疑他们在矛盾的心态下其行动力有所减弱时,不妨重温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方能体会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根源这个道理。唯有矛盾生生不息,趋向永恒。实际上,黑格尔本人也是神秘主义者,他的“除全体真理而外别无真理”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俄国哲学家,促使其追求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统一。俄罗斯人的矛盾性格在外交政策上也有所体现。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俄罗斯既要学习西方,又常与西方对立;在对待东方的做法上,俄罗斯既需要盟友,又不能从内心予以认同。正如英国著名的俄罗斯研究专家波波·罗(Bobo Lo)指出,矛盾的来源是缺乏内部共识,这一点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尤为明显。(48)

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特征在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中都有体现,在与美国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相比欧洲和亚洲,美洲于俄罗斯而言完全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俄美矛盾肇始于苏联时期,之后个别阶段虽有所缓和,但结构性矛盾延续至今。20世纪40年代后期,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全方位竞争,但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当时,美国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3/4和工业生产能力的2/3,牢牢占据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成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巨大的军事优势,不断扩展政治资源,获得了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地位。巩固霸权、打压对手与维持优势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头号目标,其异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了清除障碍,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美国挑起遏制苏联的冷战,全方位挤压苏联的生存空间。为与美国对抗,苏联积极发展本国经济,组建社会主义阵营,倡导平行世界,扩大势力范围,以保障国家安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调整为“超越战略”,希望用自身的繁荣来反证苏联的失败,从而在根本上战胜苏联,它的倡导者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里根对外交政策的细节不感兴趣。他只吸收了下列若干基本观念,如姑息的危险、的邪恶和美国伟大等等;实质问题之分析就非他所长。里根或许只具备若干基本概念,但这些概念凑巧都是他的时代之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且显示出抓住大方向、且有信念力量,的确能掌握领导的关键。”(49)外交哲学对外交软实力的影响可见一斑。

苏联解体后,美俄对抗不仅延续了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而且由于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内在矛盾使美国有隙可乘,更是加剧了对抗的混乱局面。独联体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在敌对势力支持下,借总统和议会大选的时机,通过非暴力手段促成政权更迭,这一系列“颜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战略格局。(50)2008年,西方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标志着俄罗斯完全丧失了在‘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地区的原有政治影响”。(51)为防止俄罗斯再度崛起,美国不允许俄罗斯搞任何形式的欧亚一体化,因此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扩大在南亚乃至西亚的军事存在,灌输反俄情绪、扶植反俄政治势力,这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和不满。美国还借助反恐斗争,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实质是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更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反感。俄美在伊朗和叙利亚冲突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是大国博弈在地区层面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对美关系上,俄罗斯希望从谈判与合作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不顾一切的反对”,更不会拒绝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等问题与美国谈判。俄罗斯甚至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组织”,制定建立开放政府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要求,加快融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步伐。21世纪以来俄美没有陷入冷战格局,是因为两国都深知对方的重要性,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却不突破底线,多次将两国关系从谷底捞起。按照安吉拉·斯登特(Angela E.Stent)的说法,美俄关系经历了四次重启:第一次从老布什政府的最后一年开始,很短暂且属于局部重启;第二次由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发起,想要重新设计整个俄美关系;第三次由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主动提出,希望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正式伙伴;第四次由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发起,旨在改善格鲁吉亚战争后跌到谷底的美俄关系。(52)2018年7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普京在芬兰会晤,这可以说是第五次重启。2020年4月25日,俄美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称“易北河精神”是摒弃分歧、开展合作的典范,这可被视为第六次重启。虽然在“通俄门”的巨大压力下,特朗普在改善美俄关系上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美国意欲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平衡的意图是明显的。多次重启证明美俄关系的重要性,但也说明美俄关系常常陷入僵局。俄美角力与共生是俄罗斯外交自始至终不得不面对的大背景。俄美关系既有斗争性、也有同一性,同一性不能掩盖斗争性,而斗争性也不能消除同一性,这正是矛盾的典型特征。

“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来源于俄罗斯不同的思想流派,构成俄罗斯外交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外交政策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分析俄罗斯外交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应以这些概念为抓手,在时空轴上找到解读俄罗斯外交行为的坐标。

知行合一从来都是难题。俄罗斯思想里的东西之争、善恶之分困扰着俄罗斯人。正如国徽上的双头鹰一样,俄罗斯民族有着矛盾和犹豫的特性,不知该左顾还是右盼,只好寄希望于东西兼顾。新欧亚主义主张平衡外交,既不倒向西方,也不倒向东方,在当代俄罗斯具有较大影响。如今,俄罗斯“向东看”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战略转向,但不等于俄罗斯完全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

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一方面,行动需要理念的指导,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理念上的含混多元也导致其行为缺乏清晰逻辑,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统一。“俄罗斯民族从13世纪就在地理上孤立于其他基督教世界,而这种状况又促进了精神的孤立,促进了民族自傲和利己主义的发展。”(53)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俄罗斯思想”进行概括,认为就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而俄罗斯人无疑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人的雄才伟略时,“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并将贪婪和自私自利解释为更大的爱和神圣性的物质基础。这种内在的二律背反是俄罗斯与西方难以融合的重要原因。欧洲谴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表现,然而俄罗斯自有说法:一是克里米亚在1954年被划归乌克兰前是俄罗斯的领土,因此是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具有合法性;二是克里米亚有很多俄罗斯人,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联邦乃应民所愿,于俄罗斯而言是一种“拯救同胞”的行为,这具有神圣性。然而,这与欧洲长期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违背,同时也违反了苏联解体时不改变联盟国家边界的约定。难怪有人说,“把俄国扩张的历史写成爱国主义教材,向全民灌输大俄罗斯主义思想意识”是俄罗斯的一贯做法,(54)也是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与道德主义哲学难以自洽之处。

俄罗斯对欧洲爱恨交织。文明的欧洲是俄罗斯向往之地。它对法国宫廷的崇拜和模仿史无前例,对意大利的欣赏和借鉴无所不在,与德国和英国的姻亲关系源远流长。然而尽管西化派在俄国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对来自欧洲的尖锐批评(乃至丑化俄国)都可以照单全收,但欧洲并不因此更加认可俄国。在亚洲看来,俄国属于欧洲国家,但在欧洲看来,俄国属于专制和落后的“东方”而非现代和文明的“西方”。与其用乌拉尔山、乌拉尔河来划分欧亚大陆,不如用基督教—东正教来加以区分。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对立决定了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在西方的描述中,俄国是沉迷于“用剑戟征服世界”“民众愿意被国家奴役是为了国家能够去奴役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在空间上分裂、互不认同”的“神秘(即不可思议和不可理喻)”国家。(5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解放欧洲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很快就被淡忘,留下的是苏联瓜分波兰和东欧的记忆。最为西方认可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新思维”使他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崇高声誉,但却使苏联走向解体和衰落。

1999年普京上台后,最初想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传统主义”(56)中间找到“第三条道路”,然而在西方的挤压下逐渐走向与美国战略对峙,与欧洲的关系也变得复杂。2007年普京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线年俄格冲突的爆发加剧了欧洲对俄罗斯的疑虑。2008年,《新冷战:普京的俄罗斯及其对西方的威胁》一书在英国出版,号召西方停止现行的“绥靖”政策,以对抗的方式应对俄罗斯的挑战。(57)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而常常藕断丝连,但总的来说,在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心理层面,俄罗斯与欧洲有着遥远的距离。其实,欧洲从来都不是大一统的欧洲。按俄国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Y.Danilevsky)的说法,欧洲存在两种大的文化类型,即拉丁—日耳曼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尽管有人认为他把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古希腊人都看成拉丁—日耳曼文化类型并不十分妥当(主要指波兰人和古希腊人的归类,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拉丁—日耳曼文化明显不同),但显而易见,上述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它们与斯拉夫民族的差异确实要小得多。如果说俄罗斯民族遭到了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排斥,那么作为斯拉夫文化的领头羊是否可以团结另一批力量,换言之,统一的文化类型可以拉近与异邦的距离,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应该说,一致的文化根基有利于民间交往,可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但这与官方外交并不是一码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恰恰相反。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先从拉丁—日耳曼文化内部爆发,可见同质文化并不必然带来和平安宁。斯拉夫民族也是一样。在宗教文化上,俄罗斯与希腊更接近;在血缘关系上,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东斯拉夫人,与作为西斯拉夫人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作为南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然而,历史上俄罗斯并没有与希腊形成特殊盟友关系: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并未向俄罗斯迁徙,而是逃亡欧洲;伊凡三世(Ivan Ⅲ)和索菲娅·帕列奥洛格(Sophia Palaiologina)的婚姻也没有将俄罗斯和希腊拉得更近。如今,同属斯拉夫人的“亲缘关系”并不能阻止俄罗斯与东欧分道扬镳,甚至与“最亲的兄弟”乌克兰反目成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与欧洲有过蜜月期,但西方经济援助很少且往往附加政治要求,作为“跟班”协同制裁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使俄罗斯在经济和战略利益上双重受损,步步紧逼的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对欧洲“一边倒”的政策,以致双方愈行愈远,俄罗斯最终还是成了欧洲国家眼中的另类。欧洲消化不了俄罗斯,俄罗斯也消化不了欧洲。双方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但每逢核心利益冲突,就如鲠在喉、进退两难,落入“现代帝国的困境”。

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同样恩怨交加。13—15世纪,俄罗斯处在鞑靼—罗斯时期。蒙古入侵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重的。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残暴统治降低了俄罗斯的精神和文化水平,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种统治不是从外界强加的,而是两个民族的融合。如果不去讨论这种融合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强制进行的,仅仅讨论融合的后果,那么融合带来的不仅是血缘上的杂交,还有政治传统和文化上的渗透。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来自东方,尤其是蒙古统治时期的铁腕政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俄罗斯政体的民心基础。帝俄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以领土扩张和扩大利益为主,而亚洲就是主要扩张对象。20世纪20年代,欧亚派在俄国兴起,短暂闪耀后归于沉寂,并于20世纪50年代复兴,使俄罗斯得以审视自身的亚洲文化烙印。21世纪以来,新欧亚主义成为俄罗斯哲学的重要流派。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寻求融合共通的第三条道路,这使更为独立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成为可能。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宣布“东向战略”。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成为“东向战略”的重头戏。此后,普京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代替原来的大欧洲和融入欧洲战略。通过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以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用大陆文明对抗海洋文明,以欧亚大陆一体化反对盎格鲁—萨克森世界单极化,这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要调整。尽管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一体化进展缓慢,但基于“欧亚联盟”的设计可以预料,未来俄罗斯在亚洲的布局将以欧亚经济联盟(58)为内核,以与其有紧密联系的中国、印度、伊朗和其他独联体伙伴为外围,吸引东盟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接受了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提法,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友好邻邦,这个局面来之不易。2000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以及200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两国边界争端隐患奠定了法律基础。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开创性地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从1992年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2011年的“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2019年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不仅实现了国家关系的平稳过渡,而且开展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中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稳定对“带盟对接”和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然,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海合作组织发起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相互间的国际协作还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只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不同,俄罗斯的外交关切除了经济—安全上的,还有宗教—文化上的。由于地处欧洲和亚洲之间,在中亚、高加索和西亚具有传统影响力,俄罗斯谋求充当庞大的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桥梁,并在伊核、叙利亚和阿富汗等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更加着意维护自身在东北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扮演一定角色。

千百年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国情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源于其地理规模、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数世纪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众的自我认知。”(59)一个地跨欧亚的东方大国,一个继承了帝国文化和苏联遗产的强国,一个拥有独特的东正教信仰的国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它的必然选择。普京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的讲话中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然而直至今日,如何与世界强国共存,对俄罗斯而言还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有俄罗斯自己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西方造成的。回想曾被列宁称为“苏俄最大仇敌”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及感慨“我不理解俄国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许有助于理解美英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到竞争对手的角色转变。相比一个不可琢磨的强国,西方可能更需要一个虚弱的、相对容易控制的俄罗斯,究其根本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尚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接纳崛起的大国”。(60)国际秩序终归由国家实力决定,而外交只是展现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再高明的外交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哲学的边界所在,也是外交实践的极限所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国家在外交哲学上取得更多共识。

哲学是研究世界整体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的学问,哲学作用于具体领域(如外交和管理等)的过程更隐秘、更间接,但观念一旦被接受其效用也更持久。外交是国家行为,然而外交哲学却并不一定是国家(或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更悠久的民族心理,是对外交的本质、规律和价值观的总结。

外交哲学的重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如果以某一国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政策与行动的关联较为密切,但背后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这不仅是因为外交覆盖的时间段很长,而且因为外交行为充满即时性和变数,很难用统一的外交思想或外交哲学来概括。哲学概念的丰富性超出了一般科学。俄罗斯哲学和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之所以用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俄罗斯的思想传统,就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这是不同于多数单一民族国家的。“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传统相对应的核心理念,每一阶段的对外政策中可能有一条或几条突出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想找到一个全部体现的案例,也颇为困难。俄罗斯是外交大国,21世纪以来其国家实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外交威势不减,就是因为其外交实践是有理念支撑的,并非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然而,即便如此,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也难以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其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神圣性”,高举道德义务的大旗;另一方面又有“民族性”,不可能排除利己主义。外交理念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理智所不能理解的俄罗斯”。

(1)谈到苏联的对外政策行为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俄罗斯的行动是一个谜中之谜。公论认为,俄罗斯文化实属拔地而起,因为直到17世纪俄罗斯才有世俗文学(此前只有宗教文学、历史传记或编年史),令人赞叹的“黄金时代”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出现,而这之前俄罗斯贵族们一直用法语交际和书写。在创造了“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辉煌后,俄罗斯文化缓慢发展,逐渐沉寂。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论述,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2)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西方学者大多直接使用“外交哲学”这一概念,中国学者则倾向首先辨析概念本身。范文认为,外交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外交活动与现象的最普遍规律和本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外交认识与实践活动所依据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参见范文:《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2002年第6期,第58页。门洪华认为,外交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参见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7—48页。康欣认为,外交哲学强调外交实践的文化性,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研究中,人性、权力、利益的来源和约束是关键词,而文化、哲学和受其影响的外交观念、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考察外交哲学的重点。参见康欣:《外交哲学概念刍议》,载《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第27页。杨洁勉认为,外交哲学是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探索重大和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相比较而言,张志洲和赵可金更强调外交哲学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外交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的有意识、系统化的总结。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哲学的探索、建设和实践》,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第1页;张志洲:《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252页;赵可金:《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53页。

(7)Э.Я.Ъаталов,О фuлософuu Межунароных Оmношeнuǔ,Москва:Науя,О6разоват,2005.

(8)Т.A.Алeксeева,Тeорuя Мeжунароных Оmнзшeнuǔ как Полumuчeская Фuлософuя u Hаука,Москва:Аспeкт Пpeсс,2019.

(9)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6页。

(10)瓦·瓦·津科夫斯基著,张冰译:《俄国哲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1)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俄罗斯哲学史研究部的苏霍夫、圣彼得堡学者伊利因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史专家萨普罗诺夫等持相反观点。参见张百春:《当代俄罗斯宗教哲学》,载《社会科学战线)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9页。

(13)弗·索洛维约夫著,李树柏译:《西方哲学的危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81页。

(14)陈树林:《俄罗斯命运的哲学反思——索洛维约夫历史哲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页。

(16)苗嵩:《“俄东正教教会与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现状述评》,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第45页。

(20)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1)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22)参见杨洋:《论俄罗斯虚无主义的思想史背景》,载《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1期,第96—102页。

(23)赫克著,高骅、杨缤译:《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25)阿·弗·古雷加著,郑振东译:《俄罗斯思想及其缔造者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27)周来顺:《俄罗斯哲学的当代审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8页。

(28)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杨德友译:《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生平与创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9)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5页。

(30)菲·丘耶夫著,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31)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1988年第1期,第86页。

(32)郑忆石:《比较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33)这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说法,参见欧阳向英:《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合法性问题——德勒兹的哲学观研究》,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第53页。

(34)И.С.Иванов,Нов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пломатия,Дeсть Лет Внeшнe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ы, аshаuchebа.ru/v14899,访问时间:2020年3月19日。

(36)郑忆石:《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民族精神论析》,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10期,第36页。

(37)В.Хорос,Рyсская Идея на Историчeском Пeрекрeсткe, Свобоная Мысль,No.6,1992,cc.36-47.

(38)Одн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опорядок Уходит в Прошлое, аy.ru/аrchives/83401,访问时间:2020年6月7日。

(39)索洛维约夫著,徐凤林译:《俄罗斯与欧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2)《安理会新决议欢迎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在叙利亚结束暴力、重启政治进程的努力》,,访问时间:2020年5月2日。

(43)《俄罗斯称不支持一些国家试图将人权理事会变成政治施压工具的做法》,,访问时间:2020年5月2日。

(44)马寅卯:《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兼谈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哲学的意义》,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第37页。

(45)В.Исраэлян,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ежyнaроная Жuзнь,No.1,2003,c.100.

(46)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全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11页。

(49)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页。

(50)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街头运动。这些运动发生后相关国家相继建立起亲美亲西方政府。

(51)邢广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困境与根源》,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页。

(52)安琪拉·斯登特著,欧阳瑾、宋和坤译:《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2—3页。

(54)董晓阳主编:《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55)“用剑戟征服世界”出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论美国的民主》。“民众愿意被国家奴役是为了国家能够去奴役世界上其他民族”出自法国作家奎斯汀所著《1839年的俄罗斯》。“文化在空间上分裂、互不认同”出自英国新闻记者诺曼所著《全部的俄国:在当代欧洲地区的俄罗斯、芬兰和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的旅行与研究》。以上参见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关于欧美俄苏研究导论》,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97—123页。

(58)现有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59)Сeргeй Лaвров,Внeшнeполитичe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и Роccии, Межyнароная Жuзнь,No.3,2013,c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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